独家专访戛纳评审团主席:我们不该过度着迷于“身份政治”

独家专访戛纳评审团主席:我们不该过度着迷于“身份政治”

他又回来了!

戛纳史上以最快速度成为双金棕榈得主的瑞典导演鲁本·奥斯特伦德,今年坐镇评审团主席一职。在记者会上,电影节艺术总监蒂耶里·福茂也表示,奥斯特伦德是他的Plan A,没有考虑过其他人选。

独家专访戛纳评审团主席:我们不该过度着迷于“身份政治”

在电影节开幕前,我们在电影宫见到了这位最年轻的双金棕榈得主。

我们的采访围绕着这位新任主席的评审风格展开,他的言语中不乏对这份工作的激情和期待,甚至还回忆起了2018年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担任评审时,当时的主席王家卫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;

本届电影节风波不断,先是主竞赛单元入围影片《回归》的导演卡特琳·柯西尼陷入性侵丑闻,开幕片《杜巴利伯爵夫人》的主演约翰尼·德普的出席,也令戛纳电影节一度陷入舆论尴尬的境地。

针对这些争议,鲁本也一一回应,并表示就片论片,不会让这些影响评审团的选择;还透露了下一部电影的拍摄计划,丝毫不掩饰自己三封金棕榈的渴望;

与他采访的过程,如同观看他的电影一般,思考缜密的话语不时透露出幽默的裂缝,令人捧腹之余,也消释了“取消文化”“身份政治”这些严肃话题的沉重意味。他更倾向于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来观看电影:

他认为电影必须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相关联,但又必须要提出问题,来回应社会关切,六部作品、两获金棕榈的经历,也洞见了对欧洲电影的创作迷思、电影节竞赛的残酷本质,而当被问到喜欢的华语电影有哪一部时,他最先说出口的居然是……

独家专访戛纳评审团主席:我们不该过度着迷于“身份政治”

01 重回戛纳,为了“没有共识”的奖单

凤凰网娱乐:这次来到戛纳做评审团主席,现在感受如何?会感到紧张吗?

鲁本:当你参加主竞赛时,你会感到非常紧张,但现在我只为上台发表演讲之类的事情感到紧张。我觉得作为评审团成员,比在主竞赛单元展映电影更轻松。

凤凰网娱乐:大家都很好奇,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率领评审团展开工作?

鲁本:我认为,做评审时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,我不希望为了达成所谓的共识而工作,不希望人们试图取悦彼此,我希望不同的评审团成员敢于说出他们真正的想法。

在评审过程中,有人希望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好,所以当我们开始讨论时,难免忍不住想说一些俏皮话,但也因此错过了你的直觉——我真的希望评审团能够凭直觉做出决定,因为他们拥有非常不同的经历。

所以我会努力创造一种氛围,不要害怕说出“愚蠢”的见解,要尝试不同的方式表达对电影的看法。

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摆脱“威望”的束缚,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。在讨论时,我会要求大家轮流发言。

评审团不应受到任何人左右,我们也已经决定不会阅读任何影评;但同时,讨论也不要太过个人化,应该在一个合理的层面进行。

电影的目的是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,如果我们彼此意见不合,那不应该成为冲突的源头,我们应该讨论电影本身。

我不知道之前几年在戛纳是如何进行讨论的,有时候在评审团中会出现一种很有趣的动态,某些人更强势,有更强的发言权,有些人更爱说话,他们喜欢发表意见,但我希望消除这种情况,让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观点。

之前的评审经验也令我获得过启发,像王家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,当我在北京电影节做评委时,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评审团主席,评审方式非常优雅、得体,充满了对大家的尊重。

我之前认识我们评审团的三位成员:德尼·梅诺谢、布丽·拉尔森和保罗·达诺,他们身上都代表了一股注入电影行业的新能量。

虽然我还不太了解评审团中的每一位,但在评审过程中、当有人开始谈论电影时,你会更快地了解他们,会和大家更加亲近。

我还记得之前在其它的评审活动中遇到的评审伙伴们,他们就像你多年的老朋友。所以能够认识他们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

对我来说,戛纳电影节需要嘉奖一部能够引发思考、激发问题的电影,即使大家在内容上存在分歧。

它让人们离开电影院后欲罢不能,无法不去讨论它的内容。我认为一部好电影的关键在于观影体验,观影后它激发了你的表达欲——如果你观看的内容不需要后续思考、不需要讨论,那就没有必要去电影院了,你可以在家里坐在电脑屏幕前观看。

因此,我很难预先说出金棕榈得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,因为每年情况都在变化,电影的创作背景也在变化。

例如,对我来说,当我开始拍摄《游客》《方形》和《悲情三角》时,我想要创作一部狂野但具有娱乐性的电影,因为我对欧洲乏味的艺术片(arthouse film)感到厌倦,但接下来可能会出现一些新作品,也许会是那种十分低调,但突破原有风格、情感力量猛烈的电影。

不过戛纳的一部很棒的获奖影片是法国电影《山村犹有读书声》。在华语片领域,娄烨的《苏州河》也是一部非常棒、非常迷人的电影。

02 谈电影节竞赛:说不想比赛的人,都是在撒谎

凤凰网娱乐:你说过你想成为第一个获得三座金棕榈奖的人。

鲁本:是的。

凤凰网娱乐:那么这意味着肯·洛奇没有机会了吗?

鲁本:并不是没可能!(现场爆笑)

言归正传,如果你拍了最好的电影,你肯定会赢得金棕榈奖。这就像是竞技体育,竞争是一种积极的方式,能够令自己表现得更好。

所以当我进入电影学院学习时,我遇到的一些艺术家非常鄙视竞争,他们总是自称——哦,不,我不是在竞争,我只是在用我自己的想法创作,我与其他一切是完全隔离开来的——他们在撒谎!

只要有人在的地方,就会有某种形式的竞争。所以你可以利用竞争本身的积极之处令自己进步。那些做到行业顶尖水平的导演,他们的竞争力可是超级强的,否则他们就无法站在国际顶尖的舞台上了。

所以,当我说到我的作品《娱乐系统已崩溃》时,我的目标就是获得第三座金棕榈奖。

我们可以把握手中机会,去做一些看似难以实现的事情,那就是连续三部作品都获得金棕榈——这需要让我把标准设得极高,但这无疑将提高我的作品水平。

凤凰网娱乐:费里尼获得金棕榈奖后说他不会再参加竞赛,但80多岁的马可·贝洛基奥表示他想参加竞赛。你对此有何看法?当你90岁时,你是否还会参加竞赛?

鲁本:这个我现在就决定了。是的,我希望!

凤凰网娱乐:那你认为在内容、叙事信息和美学的较量中,哪一部分会是更重要的评选标准?

鲁本:这很难分开评价。有时候,当你看到一位新导演首执导筒时,他们的作品中迸发出的生猛能量比那些技巧更重要;

而有时候,一位老导演虽然技艺高超,但那股原始力量不见了,你会觉得他们的电影缺乏一种紧迫感,因为叙事对他们来说早就变得太轻松了——这种紧迫性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

我认为,如果你感觉不到这种紧迫性,那么永远不能说这是一部好电影,所以技艺有时候并不重要。

凤凰网娱乐:有些制作方担心在戛纳电影节上,影评人对这些展映电影非常苛刻,甚至不敢在这里展示自己的新作品。对此你有什么看法?

鲁本:当然会发生这种情况。我认为在争夺注意力方面,人们变得愈发极端。

影评人们要么会狂呼,哇!金棕榈给这部杰作吧!要么说,呵,真是一部烂透了的电影。

这样做往往使人们会忽略了个中的细微差别,但人们又必须坚持住他们选择的立场,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关注——当然,这也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症结,媒体记者们也必须应对这一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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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电影制作与政治:模仿哈内克真的很无聊

凤凰网娱乐:特别有意思的是,在获得金棕榈奖之后,《悲情三角》,它收到了很多评论,内容都与社会环境相关?

鲁本:我认为欧洲电影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,当我们从国家的基金会(例如瑞典电影学院)获得资助时,我们不必太担心成本等风险问题,但也让我们失去了思考观众口味的想法。

当然,公共资助的电影院很棒,因为你可以承担更多风险,你不仅仅对你所做的事情感兴趣,还能获得经济上的收益。

但是,举个例子,美国电影更擅长吸引观众。所以我们必须从那种文化中汲取一定的灵感,并理解“由市场来驱动的产业”的优点。但我们也必须理解“把艺术形式纳入考量的产业”的优点。

多年来,我认为欧洲的艺术电影一遍又一遍地在模仿哈内克,然后观众觉得电影索然无味,因为导演们的作品只是一种摆拍,和观众的联结就丢掉了。

所以我的目标是在我做的这三部电影中,我希望观众在去电影院的时候能有一种体验,我希望他们在观影时能得到一次疯狂的娱乐之旅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忽略了内容的重要性。

有人告诉我的制片人,你应该去看肯·洛奇的《小孩与鹰》《土地与自由》。因为在他的孩童时代有成年人对他这样说,这改变了他的人生。

所以我认为,“孩子们可以自己选择内容”这种观点是错的。我们必须对他们说:我们希望你观看这个。我们要向下一代展示什么作品,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。

凤凰网娱乐:你说欧洲影坛充斥着哈内克的仿作,那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年轻人在拍奥斯特伦德式的电影?

鲁本:是的,是的,有一些导演表示受到我的启发,这让我非常高兴,但很遗憾,我现在没有好的例子。也许我还没有看到,但我还是希望能看到,哈哈。

凤凰网娱乐:主竞赛中卡特琳·柯西尼新片《回归》受到了争议,德普也因为他自己的经历,让人批评电影节选择他的作品是一种“包庇”,你怎么看?

鲁本:对于柯西尼,我其实没有听说过这些争议,我也不认为这能影响我们对电影的评判,我们也绝对不会考虑这些内容,我们应该在不受当前争论的影响下做出决定,不会考虑是谁拍摄了哪部电影,所有竞赛影片将会平等对待,作为评审团,我们只会关注电影的主题。

我认为,如果没有那些重大事件发生,比如MeToo运动,那么以前没有讨论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得到讨论,我们对社会结构和文化变得更加敏感了。

但是,如果我们只是将矛头对准个人,并试图找出谁是坏人,那也是非常荒谬的做法,因为正是那背后的文化造就了个人的种种行为。

举个例子,看看瑞典,那些深陷在“取消文化”并不得不退出行业的演员,不仅仅只是他们个人需要对自己行为负责,背后的文化也需要。只是他们处于一种特定的环境中,被不断分享、认可,扮演着新闻版面中的角色。

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指责个人,我们必须将责任归咎于他们所处的文化和背景,并通过背后的法律体系解决问题。

我们处在一个对“个体”非常着迷的时代,这就是“身份政治”——我们一直盯着个人看,但从没有将他们放入更大的背景和语境中去讨论,世界被粗暴地分为受害者和施害者,看待问题的角度也是非黑即白的。

而一旦我们将事物放入背景中,你就开始处理社会问题。当你开始处理社会问题时,你就进入一种封闭的状态。所以我认为,几乎是当这个钟摆反弹到所有这些身份政治时,我们才开始做这些事情。

这也是我与评审团成员谈过的事情,我们观看的电影正在改变世界,改变看待世界的方式。有许多荒谬而有趣的例子,说明电影如何改变人们的行为。

比如,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《婚姻生活》,这部电影在丹麦上映后,离婚率飙升,人们开始离婚。还有其他例子,比如瑞典人在被警察逮捕时要求打电话给律师,警察会说:“你美国电影看多了。”

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到,我们要奖励的电影会引起更多关注,改变更多人对世界的看法。这将是一个辩论——我认为是真实的,但你可能不同意——我们就将在评审团中展开讨论。

这是关于你对社会和人类的观点的争论,这是戛纳的一部分,我会说这也是与商业利益不同的一种观点。

在商业利益中,你的唯一目标是卖票,而在这里,你要考虑你对人类和社会的看法,这是评审团应该为之奋斗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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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谈新片:“无聊”的人性实验,戛纳最大的退场潮

凤凰网娱乐:你会不会把电影节做评委的经历拍进下一部电影?可以分享你的下一部电影的进展吗?

鲁本:我已经被问过很多次,是否会拍一部以电影界为主题的电影,我还在思考这件事,因为媒体、公关、摄影师和导演彼此之间的关系,真的非常值得玩味,这在戛纳和奥斯卡的一系列公关活动中特别突出——那些公关真的很疯狂!

所以我对一切和他们相关的话题都非常感兴趣。所以,如果我要拍一部以电影行业的电影,它应该以公关和媒体为起点。

关于我的下一部电影,我想要在戛纳电影节制造历史上最大的退场潮!

这不仅仅是为了赢得金棕榈的噱头,它将会和金棕榈紧紧联系在一起。我的下一部作品名为《娱乐系统崩溃》。

它发生在一次长途飞行中。飞机起飞后不久,乘客就会得知飞机上的娱乐系统宕机了,但这是一次大约20个小时的飞行,当iPad和iPhone没电时,人们会感到非常无聊,他们将面对这种无聊。

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心理实验,叫做“无聊的挑战”。测试对象被要求进入一个房间,什么也不做。

这个测试的时长在6到15分钟之间,所有的测试对象都知道这是他们拥有的时间范围,尽管他们认为,坐在椅子上什么也做不了是非常可怕的,我认为人类实际上是讨厌被自己的思绪所左右的。

说回这部电影,在《娱乐系统瘫痪》中,当娱乐系统宕机时,而飞机上有一个乘客想要iPad。这是两个兄弟,弟弟说:“给我iPad,它是我的。”然后母亲说:“不,我们现在必须等待。”然后弟弟就会一直唠叨,想要一个iPad。母亲说:“你知道吗,我要用十分钟的时间,现在你就要坐在这里接受无聊。”然后突然间,电影会以非常动态的方式进行。我们会进入实时拍摄的状态。就像母亲在和观众说话一样:“你知道吗?你必须接受我要用十分钟的时间用来‘无聊’”。 

观众会意识到:这会是一个持续10分钟的实时拍摄,期间什么也不会发生吗?观众会像那个做心理实验的人那样被不断挑衅。我不知道这个场景需要多长时间。或许只需要三分钟就足够了。这有点受到了英格玛·伯格曼的《豺狼时刻》的启发,里面的角色无法入睡,他说一分钟是很长的时间。现在开始。然后你会和这个角色待上一分钟,30秒钟,那将是一个美妙的时刻!

凤凰网娱乐:嗯……你想给自己找麻烦吗?

鲁本:是的!我已经预想到了铺天盖地的差评,哈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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